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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魏救赵:万历年间从镇海远征日本本土的计策
         【Copy 时间:2018-08-24 浏览次数:404

  万历二十年(1592年),日本实际最高统治者太阁丰臣秀吉突然入侵朝鲜,是为万历朝鲜之役(朝鲜方面:壬辰倭乱,日本方面:文禄・庆长之役)。朝鲜节节溃败,并向宗主国明朝求救。明朝随即派兵支援。这场战争曾于1593年议和并休战;但于1597年战事再度爆发。日军在明军加入战斗后,攻势受阻,被迫转入死守。1598年9月,丰臣秀吉意外病逝,加速了日军败亡的进程,而日本占领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明朝的企图最终失败。在此期间,明廷部分官员提出了一些奇策。此计在今人的眼光看来,也可谓大胆而宏伟,就是远征日本本土的“捣巢斩首”之计。

中韩合拍纪录片《壬辰倭乱(万历朝鲜之役)》


捣巢斩首
  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前,明朝其实已经在万历十九年四月得到了相关情报。时任浙江总兵侯继高在《全浙兵制考•近报倭警》记载了琉球中山王府长史掌司事、福建长乐县人郑迥借助同安县船商陈申,将日本即将倾全国之兵入侵朝鲜、中国的消息上报明廷之:“关白(即丰臣秀吉)自为天,授令六十六州造船,声言二万只,抽番二百万,亲督各王,拟今年(万历十九年)三月入寇大明……倭人闻之亦各疑惧,乃改拟今年九月入寇。”

侯继高《全浙兵制考》


  明朝在得知日本即将入侵明朝的消息后,立即着手准备事变。首先是紧邻朝鲜的辽东,如以原任副总兵李如柏为宣府东路参将,以原任山海关参将吴惟忠任蓟镇统兵游击。而原来经历过抗倭战争的东南沿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兵。《全浙兵制考》在书中所记载的各基层军事单位中,万历十九年有增兵记载的多达五十余处,数量占基层军事单位总数的一半以上。当年大范围增兵的缘由,便是明朝做诸多军事上的准备。

万历十九年以后浙江军备调整情况


  除了这些平常的军事措施外,有官员大胆提出了“捣巢斩首”之计,即从海上出发,直接远征日本本土,擒拿或斩杀丰臣秀吉。日本的国家结构历来和明朝、朝鲜不同:日本类似中世纪的欧洲,由松散的封建领主大小名构成,实际统治者幕府很难完全控制他们;而明朝是统一的帝国,朝鲜是统一的王国。没有丰臣秀吉这样的强人,大小名还处于战国混战时期。丰臣秀吉表面上统一了日本,但各大名手握兵权,随时可能反叛。挑起外战,不仅能开疆拓土、扩充自己实力,还能消除内部纷争,削弱大名实力。后来丰臣秀吉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,他死后,各地大小名又为抢当幕府老大打成一团。

日本令制国一览


  《明神宗实录》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壬午(二十)条记载:“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。其议: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澚夷,令其擒斩关白入献,加赏赉,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。着如议行。”澚夷指的是当时的广东葡萄牙走私商,利用他们去打日本人。万历皇帝也认为这一借刀杀人计策是好计,对此是“着如议行”,同意照此执行。但后来没发生葡萄牙军队远征日本的战事,这是葡萄牙商人本性使然。商人具有趋利性,他们认为这性价比不高,弄不好要亏本。总之,这笔买卖不好做。

明代葡萄牙人图绘的中国内地人,广东人,日本人,越南人


  万历二十年,朝鲜之役爆发,明朝决定抗日援朝。时人亦有言从浙江等地出兵抗倭,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 载:“关白侵朝鲜事起,建折者,章满公车。石司马以集众思为名,多所采纳。其可哂者,如张念华(文熙)冏卿(太仆卿的雅称)议论集浙、直(南直隶)、福、粤濒海四省之兵,入海捣日本之巢,已为悠缪不经之甚,旋为言路所驳,谓其骚动江南,罢不行矣。”张文熙曾任浙江巡按御史,对浙江情况较为熟悉,在浙期间也深得民心。当时兵部尚书石星广集众思,寻求对策。朝论“虽策倭患纷纷”,却多“无能出奇制胜者”。惟张文熙之计称得上“奇策”。但是强大的言官保守势力弹劾说这会“骚动江南”,最后“罢不行”。明朝第一次朝中大臣提议打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。

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


浙桂易帅
 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,朝鲜闲山岛失守。福建巡按御史徐兆魁再次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“捣巢之策”。徐兆魁的建言经由兵部览议,终在次年正月已亥(十三)得到了万历皇帝本人的采纳。明廷决定实施的这一征讨日本本土战略,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主要有以下内容:
1. 联合日本国内反对丰臣秀吉的地方大名,“关酋(指丰臣秀吉)背道逆天,虐用其众,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,纠合出奇,诚因势利导之策也”;
2.“举事莫先于浙”,由浙江率先出征;
3.福建、广东两省也一起出征,以两省旅日商人作为内应,“尤莫便于闽广,以日本多两省之人,可以响应。”万历皇帝还对此十分开明,同意“随便酌行”,给予地方绝对的自主权,绝不掣肘。

日本历史地图中的明代东亚航线,宁波距离日本最近


  为何将此战略实施重点放在浙江呢?首先因为浙兵善打,通过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,浙兵可说是身经百战,已经成为御敌,特别是御倭的专家。浙兵作为明军精锐,一直被朝廷倚重。据时任浙江巡抚刘元霖《抚浙奏疏》,万历二十五年战事再起后,先后有三万多水路浙兵调往辽东和朝鲜,相当于浙江原有全省兵力。以浙兵为主的老戚家军,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,攻克牡丹峰,收复平壤,都是浙兵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。带领他们的吴惟忠(义乌县)、骆尚志(定海卫)等将领也都是戚家军出身。
 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浙江距离日本最近,《元史》称“庆元(今宁波)与日本相接。”永乐元年(1403年),明廷规定,宁波是日本朝贡船登陆中国的唯一口岸。除了地理位置上的接近,还可利用有规律的季风,通航时间大大缩短。这就如清初《职方大一统图》所描绘的一样,“若海倭奉珍入贡,则风帆直指宁波,突至倏来,黠诈叵测,先事而备,其在定海(今镇海)乎。”嘉靖三十五年(1555年),因为镇海为诸蕃进贡第一站的缘故,将浙直总兵驻地设置在了镇海县城。在俞大猷、卢镗任浙直总兵之际,浙江倭寇基本平息,为平定东南倭患奠定了基础。嘉靖四十二年,浙直总兵改为浙江总兵,与南直隶总兵分设。万历十一年二月,因去岁杭州兵变民变,制定了浙江总兵在杭州、定海两地办公的制度,汛期和战时驻镇海,汛毕驻杭州,成为定制。既然丰臣秀吉的梦想是“乘日本船渡海,居守宁波府”,明军就从镇海打过去,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

嘉靖《宁波府志》定海县治图


  由于实施重点在于浙江,浙江总兵实际上成为了远征军的第一统帅。那么,接下来的重中之重,是确定谁来担任浙江总兵这一要职。《明神宗实录》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戊戌(十二)条记载:“调广西总兵童元镇于浙江,调浙江总兵李应诏于广西,各镇守。兵部言,关酋发难,佥谓捣巢,可以牵其内顾。童元镇熟识岛情,往年曾与捣巢之议;李应诏清介不扰,适与抚蛮。相宜,故互相更调。从御史唐一鹏之议也。”这方案就是浙江总兵李应诏、广西总兵童元镇对调,让童元镇担任远征军统帅。其理由是童元镇“熟识岛情,往年曾与捣巢之议”, 这指的是他曾参与《筹海重编》编撰。

童元镇为《筹海重编》作跋


  《筹海重编》是《筹海图编》的继承本,也是应对日本入侵朝鲜的产物,书成于万历二十年八月。《筹海图编》是胡宗宪任浙直总督时,为防御倭寇,在谭纶、戚继光等人支持下,聘请郑若曾等幕僚收集海防有关资料编辑而成的一部沿海军事图籍,初刻于嘉靖四十一年。两广总督萧彦命其幕僚邓钟为增补《筹海图编》而作《筹海重编》,校正了原书差讹,还增加了明朝出使日本及日本入贡事略、日本风土人情等内容。童元镇就参与了《筹海重编》的编撰工作。

胡宗宪总编,郑若曾、邵芳图撰《筹海图编》


不征而胜
  “浙桂易帅”之议决定二十多天后,浙江巡抚刘元霖接到了兵部的批文,“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,准兵部咨,称征倭之策,以捣巢为奇,若欲捣巢,浙省为便,将广西总兵童元镇、浙江总兵李应诏互相更调。题奉钦依,仍行童元镇星夜抵浙,与李应诏交代以便赴广。李应诏未即离任,须行料理该省海务等因到臣。”批文要求童元镇“星夜抵浙”。李应诏作为在前线的浙江总兵,不可轻动,在新的统帅未到之前,继续留在镇海处理海防军务。
  对于朝廷的这一决定,浙江当地军民都不肯干了。浙江方面的态度也是符合逻辑的。李应诏自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初九起担任浙江总兵,已历时近5年;所谓童元镇“熟识岛情”,但他从来没有来过浙江,恐怕连镇海的汛期都不了解。此外,临阵换帅也是兵家大忌。浙江军民都对此决议持否定意见。浙江按察使、海道副使及士兵、百姓代表均上书称赞李应诏的才德,要求刘元霖出面上奏朝廷收回成命,让李应诏去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。
  史籍里关于李应诏的记载极少,但通过普陀山“禁止舍身燃指”碑,可以令今人了解他的才德。万历年间,普陀山曾流传“舍身能成佛,燃指表诚心”谣言,有人信以为真,到潮音洞边跳洞舍身,或在观音院前燃指,以为这样做就可早得真果,所以每年有不少人就这样惨死或燃指致残。李应诏在巡海期间发现了此事,为规劝人们的这种愚昧行为,和宁绍参将陈九思等人,特在普陀山立了一块大石碑,正中镌有“禁止舍身燃指”六个大字,大字两侧还镌有小字,上书“观音慈悲现身说法是为救苦救难,岂肯要人舍身燃指……为此立碑示谕,尚有愚媪村氓敢于潮音洞舍身燃指者,住持僧即禁阻,如有故犯,定行辑究”。从此,舍身燃指蠢事得到了阻止。由于石碑一度被毁,有些字已经脱落,有人误认领头人署名是“总镇都督李分”和“宁绍参将陈九思”;其实应该是“总镇都督李(应诏),分(守)宁绍参将陈九思。”

普陀山“禁止舍身燃指”石碑


  朝廷的批文使巡抚刘元霖成了最为矛盾的人。嘉靖帝规定“(浙直总兵)其体统视巡抚”。(《明世宗实录》)总兵和巡抚名义上职权相同,都为一省三司之上的最高官员。但由于明代以文制武的传统,巡抚一般有都御史的头衔,实际上可以节制带都督头衔的总兵。最终,他以皇帝旨意为由,决定执行兵部的批文。
  然而,此时的广西意外发生了,童元镇来不了浙江了。万历二十六年正月,当地北陀营把总曾唯与北陀壮族头领黄朝田有矛盾,在府江道兵备副使林廷升巡视之际,诬告黄朝田谋反。林廷升听信谗言将黄朝田下狱,激起北陀的壮族民众奋起反抗。荔浦、平乐、恭城等地瑶族(官府蔑称为猺贼)纷纷举旗响应,攻城夺堡。广西巡抚戴耀不得不上奏暂留童元镇,“待猺贼事宁赴浙交代”。七月,“巡抚戴耀移镇平乐,调汉土官兵六万人,以都督佥事童元镇为总统,孟宗文、侯国弼、李应阳为副率,参将杨元、都司甘霖、游击郭酉科统兵六万分道并进,破城获胜”。(万历《广西通志•诸蛮黄朝田》)这样,新的浙江总兵一直没有到任,浙江不动,闽粤也不动,远征日本的战略迟迟不能实行。
  考虑到征日是更为重要的国家大计,刘元霖终于再次上奏:“敕下兵部酌议,覆请特念防倭事重,远催童元镇限十月小汛以前赴浙交代,如果粤西摇贼倡乱,势难离任,即准将李诏照旧留任。”(《抚浙奏疏》)他认为要是童元镇不能于当年十月汛前速赴镇海履任,就请将原总兵李应诏留任。由于童元镇一直因民变被留在广西,李应诏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。
  此时,第二个意外发生了:丰臣秀吉死了。当年八月十八,丰臣秀吉在伏见城突然逝世。接掌政权的德川家康、前田利家等五大老向明朝隐瞒了秀吉的死讯,下命征朝日军回国。但是明朝已经通过间谍得到了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,决心彻底消灭日军,在露梁海上给予了日军歼灭性的打击。露梁海战的胜利标志着万历朝鲜战争的结束,明朝也终止了远征日本的所有计划。明朝征讨日本本土不是意图占领,其目的只是围魏救赵,阻止日本染指朝鲜半岛。既然“关酋”已亡,明朝也没有打算征讨日本本土必要了。

露梁海战明军指挥官邓子龙


参考文献:
张伟:《浙东文化研究(第2辑)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6年5月
芮赵凯、兰延超:《〈全浙兵制考〉若干问题再探讨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7年7月第4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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